国际应对老龄化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应对老龄化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观念的差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人口、教育和科技等多方面存在不同，因此，不同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和社会特征，不能简单地复制其经验，而应该以中国的国情和所处时代为基准对经验进行选择。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从人、财、物、科技和环境这五个方面制定政策框架并明确了工作任务。以《规划》的政策体系为中心，通过借鉴国际经验，未来我国可以在以下六个方面进一步完善老龄社会公共治理体系。

一是创新老龄思维，优化社会氛围。首先，在积极老龄化的理念下，重塑老龄社会新思维。适时重新定义老年和老龄化，将老龄社会视为一种正常发展的社会形态，改变全社会对老年人的消极观念，鼓励老年人积极融入社会，为社会创造价值。其次，强调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全社会责任感。老龄化不只是老年人的问题，仅通过保障老年人的养老权益和提升公共服务无法充分应对老龄化导致的社会问题。积极应对老龄化需要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在全人口全生命周期中建立完备的治理体系。最后，发扬中国传统敬老爱老文化，确立家庭在老龄化应对中的角色，进一步强调中国式养老伦理的重要性。

二是超前整体治理，完善治理格局。超前公共治理理念要求政策规划先于人口转变，通过预估未来人口结构变化，前瞻性地整合和构建适合于老龄社会的公共政策和管理体系。同时，重视整体性治理的理念，打破部门差异格局，将碎片化的公共政策和管理体系重构为系统性、整体性的治理体系，从而实现各系统资源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的充分统筹。在老龄社会治理过程中，中国政府主要起管理和引导的作用，责任重大。政府通过强大的组织能力完成资源配置及统筹监督，并确保社会组织和个体参与公共治理并发挥重要作用，实现“政府主导，多元共治”的老龄社会公共治理理念。

三是重视财富储备，提高社会保障。通过国际经验可知，国家的经济储备越高，应对老龄问题的成效越好。例如，日本、瑞典和加拿大实现免费医疗，极大减轻了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德国、芬兰、日本等通过给予儿童补贴的方式鼓励生育，这也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经济发展是政策实施的前提，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各方措施均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包括养老保障、医疗照护、社区养老资源等。《规划》提到，坚持夯实应对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通过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

四是探索长护制度，突出健康维护。要进一步完善医疗体制建设，减轻老年人的就医负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同时建立和完善从一级预防到三级预防的全方位、综合、连续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实现老年人全生命周期的持续照护。此外，随着老年人的预期寿命持续增加，失能失智问题愈发严重，需要确保老年人在丧失日常生活能力、年老患病或身故时获得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我国自2016年开始试点，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化经办、市场化服务供给”的基本格局，但是仍然在筹资、推广、服务等多方面存在问题，需要继续坚持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五是挖掘人力资源，发展老龄产业。首先，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保障老年人群工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其次，改革退休制度，调整退休年龄的同时修订退休金发放相关办法，延长缴纳年限的同时延迟领取。但是需要注意，退休制度和养老金的改革不仅影响当下，也对未来步入老年的群体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需要结合国情循序渐进，“一刀切”容易导致民众对未来的恐慌，例如2019年法国民众因反对政府的退休改革而出现大规模罢工。最后，积极发展老龄产业，不仅能够充分激发老年人的消费潜力，解决老年人的需求问题，也能够进一步增加劳动岗位，促进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六是立足中国特色，发挥后发优势。中国已经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国家综合实力空前强大，主动引领世界发展潮流。中国具有强大的人民政府，其制度优势、组织能力和监管能力能够保障应对老龄化措施的切实推进。同时，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敬老爱老文化，便于构建良好的老龄社会氛围。此外，中国应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由于进入老龄社会的时间不到20年，还处于老龄社会初级阶段，因此可以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并规避风险。

总的来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逐渐加快，需要尽早建立适用于老龄社会的公共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丰富经验，基于中国思考，立足中国特色，尽早完成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的目标，实现老龄社会公共治理的整体性战略新格局。